孙维菊

我的姥姥孙维菊，曾用名孙维举，乳名小淑，1905年4月20日(清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六日)生，1980年去世。由于我从小没有与姥姥生活在一起，对姥姥的记忆并不是很多。我只记得她小脚，很和善，抽烟袋锅，经常剧烈地咳嗽，常被痰憋得近乎窒息。

小时候妈妈经常讲一些姥姥的英雄模范事迹，近一两年为了编写本书，也听父亲刘奇光，舅母刘启芝，表妹宫丽萍、宫琪讲一些她的事迹。妹妹刘小燕找到了父亲保存的，1985年乳山县妇联写给母亲和舅舅的关于专程到北京通过他们了解姥姥当年事迹的书信，以及父亲于1985年1月23日亲笔记录母亲口述的关于姥姥当年事迹的手稿。2016年，通过山东省有关部门找到20世纪40年代曾在乳山县任妇救会会长的于一鸣、肖淑轩同志写于1985年的书信，她们在信中均介绍了姥姥当年的模范事迹。2019年春节后，在山东省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在山东省档案馆查到了中共山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原始档案。档案显示，姥姥孙维举以乳山县党员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于1956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中共山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胶东各界抗日联合会机关报《群力报》1946年3月6日第四版刊登了文章《孙大娘当年救护八路军的故事》，生动详实地介绍了姥姥当年的模范事迹。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1946年3月8日第三版登载了一篇题为《山东解放区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与今后努力的方向》的文章，点名介绍了姥姥孙维菊在残酷的抗日战争中，冒死救助了5名八路军伤员的事迹。1946年3月15日《胶东大众》杂志(半月刊)第三十一期“三人”特辑刊登文章，题目是《今年的三八节》。文中提到，“乳山县孙大娘在马石山惨案那样激烈的战斗中，她曾冒着弹雨枪林，丢掉自己的孩子，一连背下四五个彩号”。于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英雄模范的形象，在我心中逐渐丰满高大起来。

姥姥出生在山东省乳山县崖子镇岛子村。她自幼身世不幸，父母早亡，被崖子镇南寨村的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妇收养。姥姥的养父名刘德财，姥姥被收养后没有改姓，依然姓孙。因为是女孩子，养父养母家境贫寒，所以姥姥没有上过学，不识字。

受封建愚昧陋习的影响，姥姥自幼缠足，但她不堪忍受折磨，经常自己偷偷地把缠足的布条放开，所以她的脚既不是典型的“三寸金莲”，也不同于没有缠裹过的“天足”，被称为“解放脚”。缠足是一种极其残酷的陋习，一般女孩子在五六岁甚至更小时就开始缠足，方法是用长长的布条将脚拇指以外的四个脚趾连同脚掌折断弯向脚心，形成“笋形”，人为地造成骨折。其惨其痛，可想而知。在那时，小脚被认为是女性美的重要方面。女子成年后如果是一双天足或脚缠得不够小，会遭人耻笑，并且嫁不出去。缠足一直要持续到成年，被缠足的妇女脚骨骨折至残疾，行走、站立都受很大影响，往往只能用足跟着地行走，终身痛苦。这种陋习在中国沿袭了1000多年，是对中国妇女身心的压迫和摧残。直到民国初期，这种陋习才被摒弃。

姥姥1925年嫁给了乳山县诸往镇口子村的老实农民宫振祥，即我的姥爷。姥爷雇农出身，由于没有土地，常年靠给人做长工糊口，因为贫穷，直到二十七八岁时才娶姥姥为妻。姥姥结婚时已20岁，按当时习俗已属“大龄女青年”。这恐怕与姥姥的身世和“解放脚”有关。姥姥姥爷生育了一儿一女，即我的母亲宫锡善和我的舅舅宫锡生。

到1937年，勤勉的姥爷姥姥靠自己卖苦力的积蓄陆续买了13亩半地，加上原有的2亩地，已有15亩半土地了。姥爷就不再做长工。但这些土地全是贫瘠的山地，看起来亩数不少，产量却极低。家里4口人，每年吃的用的还是不太够，姥爷还要出去做短工补充家用。抗日战争期间，在共产党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姥爷姥姥又买了7亩地，共22亩半土地。土地改革定成分时，姥爷家被定为中农。

姥姥对养父养母的养育之恩始终不忘。在养父养母年老体衰、生病不能自理时，她把他们接到口子村自己家中，服侍饮食起居，喂饭喂水。二老故去后，她给二老披麻戴孝，送回南寨村安葬。

1937年7月7日，日本制造了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件，并据此大举进攻中国。山东很快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了。胶东半岛三面环海，水陆交通便捷，物产富庶，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本侵略者一直把胶东作为往来海上与华北之间的“重要通道”和“以战养战”的补给基地之一。日本占领胶东以后，胶东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并在昆嵛山、牙山一带建立了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乳山县位于胶东半岛东南部。胶东属于低山丘陵区，马石山就是诸多丘陵山脉中的一座，耸立在乳山、海阳两县交界处，绵亘三十多华里。山区交通不便，是日军侵略占领的薄弱地带。马石山区是共产党抗日政府的根据地之一。当时共产党八路军胶东军区的指挥机关、东海区党委、东海行政主任公署等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就常驻在马石山周边各村。

1942年，敌后抗战正处在最艰苦的困难时期。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加频繁的扫荡。这一年内，日军在这一地区进行的千人以上的大扫荡就达40多次。1942年冬季，日寇在马石山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马石山惨案”，500余名群众被残酷杀害。八路军掩护群众浴血奋战，产生了以“马石山十勇士”为代表的抗日英雄群体。在共产党领导下，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胶东人民和共产党八路军一道，在反扫荡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子弟兵送给孙维菊的军用水壶

姥姥家的口子村就在马石山这片热土上。姥姥1941年就参加了村里的抗日工作，任村妇女团长。194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党支部委员兼村妇救会会长。当时，乳山县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口子村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民兵、儿童团等多个抗日组织。日本鬼子为了消灭抗日力量，经常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村里的民兵和儿童团员被组织起来，在山头、路口站岗放哨，一旦发现敌情立即报告。姥姥作为村妇救会会长，就和村里的党员一道商量对策，组织村民迅速安全地转移。

1942年5月收割小麦时节，日寇扫荡乳山县。在乳山县大龙口村一带，八路军和日寇交战，一位参战的八路军营长负伤掉队。姥姥发现后，不顾日寇的机枪扫射，背着该营长迅速转移到山上，把他隐藏在一个石头洞里。待日寇走后，姥姥把伤员接回家养伤，并掩护他转移到八路军医院。

1942年冬季发生马石山惨案前后，姥姥和村里群众一道坚持反扫荡斗争，奋不顾身救助掩护八路军伤病员。她在枪林弹雨中冒死救助了5个八路军伤员，还组织村里群众将在战斗中负伤的八路军官兵从山上抬下来，安置在各村民家中养伤。姥姥将伤员领回家，给他们清洗伤口，找医生医治，熬鸡汤喂热饭。当鬼子进村扫荡时姥姥组织村民及时将重伤员转移到山洞、菜窖等隐秘安全的地点。姥姥揶着小脚给隐蔽在各处的八路军送饭，送小米、白面、柿子及开水，使敌人抓捕八路军的意图落了空。为使伤员尽快恢复健康重返战场，姥姥在村里募捐鸡蛋给伤员增加营养，给经救治痊愈的战士换上老百姓的冬装，掩护他们返回部队。

姥姥投身抗日斗争，顾不上个人及家人的安危。一次姥姥正在杀鸡，准备给八路军吃，突然日本鬼子进村了。姥姥机智地把鸡给了鬼子，趁机脱身并迅速将藏在家里的伤员安全转移，留下一炕的血迹，由姥爷急忙擦洗干净。家里的一儿一女也是姥爷带着跑出去躲避。

1964年于北京  宫振祥、孙维菊

一次姥爷带着两个孩子上山，村里人看见就说，你这样带着两个孩子很危险，赶快趁天没亮鬼子来之前把孩子送下山。姥爷托人把两个孩子送下山，藏了起来。姥姥见两个孩子安全下山，很高兴，忙问姥爷在哪里。两个孩子说还在山上，姥姥很着急，因为她知道山上更危险。第二天鬼子扫荡上了山，姥爷被鬼子抓了起来。日本鬼子问姥爷是干什么的，姥爷机智地回答是喂马的。于是，鬼子就强迫姥爷给他们喂马。一天夜里，姥爷趁鬼子不备，悄悄逃跑了。由于天黑加上慌张，他迷了路，转了几个小时，幸而在村民指点下才逃回家中，捡了一条命。

姥姥经常把粮食，衣服等送给养伤的八路军。有时姥爷的衣服找不到了，一问才知道姥姥已经让八路军战士穿走了。封建社会的妇女在家中地位低下，必须“三从四德”。妇女一生的使命就是生儿育女，伺候丈夫，围着锅台转。男人则大丈夫一个，从不做家务。姥姥为抗日工作忙得没时间回家做饭，姥爷为此很生气，有时就动手打姥姥。其实姥姥整天在外头跑，在当时的妇女中已很“离经叛道”。记得小时候，妈妈告诉我，当时在胶东发行了宣传姥姥事迹的连环画，里面就有姥爷打姥姥的内容。尽管如此，姥姥依然热心抗日工作。

姥姥是有见识的。她说日本鬼子天天糟蹋我们，没有国家哪有小家。姥姥不识字，她却让自己的一儿一女都接受教育。那个年代，女孩子上学并不多见。在姥姥的带动和影响下她的一儿一女都参加了革命工作。我妈妈宫锡善抗日战争期间的1943年才17岁，就担任了村妇救会长，我的舅舅宫锡生也在村里担任过儿童团团长。

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胶东区军民团结一心、浴血奋战，“反扫荡”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姥姥被评为乳山县及胶东区的拥军模范。在胶东区召开的庆祝反扫荡胜利大会上，姥姥受到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接见。许世友亲手奖励给姥姥一台纺车和毛巾、肥皂。姥姥孙维菊成了胶东区有名的拥军模范，与胶东的陈桂香、王桂英、孙玉敏一道，成为当时胶东区的四位女英雄之一。她的事迹曾登载在中共胶东区党委创办的报纸《大众报》上。当时还编写了宣传姥姥英雄事迹的油印连环画。姥姥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孙大娘”。

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姥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怕流血牺牲，克服家庭阻力，舍小家为国家，并能组织带领群众一同抗日。从姥姥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焕发出了惊人的智慧和干劲，不仅自己奋不顾身，而且带领全村妇女共同投身伟大的事业。这恰恰是中国共产党能功成伟业的深厚根基。

1943年曾担任牟海县(1945年改为乳山县)铁山区妇救会长的于一鸣(于斗梅)同志，在1985年6月18日写给乳山县妇联的信中写道:“抗战时期涌现出来妇女积极分子，据我所知有孙维举，即孙大娘。她主要模范事迹是:掩护我军伤病员，给伤病员喂水喂饭，端屎端尿，包扎伤口，洗衣缝补。她几次冒风险转移伤病员，使其脱险。在环境艰苦时，还动员女儿宫锡善脱产参加革命工作。”

1946年在乳山县担任过妇救会会长的肖淑轩同志，在1985年8月13日写给乳山县妇联的信中介绍了姥姥营救八路军伤员的事迹:“日本大扫荡后，我们的部队转移时，我们的伤病员掉队而掉下山里，被孙大娘看见。孙大娘心痛如刀割，赶快把身上穿的衣服撕成几条布，给伤病员包扎好伤口，背回家当自己的亲儿子侍候。”她写道:“县妇救会和各救会号召全县学习孙大娘爱兵如子的伟大革命精神。当时对全县妇女工作推动很大。妇女们送夫、送子参军，省吃俭用支援前线，纺线、织布，做军衣、军鞋，体现了人民战争中妇女半边天的作用。”

1945年“孙大娘”担任口子村自卫团团长、妇救会会长、诸往乡妇救会主任、乳山县妇救会委员、乳山县参政会参政员，是乳山县劳动模范。1946-1947年解放战争期间，“孙大娘”积极投入大参军运动，为解放军纺线织布做军衣军鞋，售卖公粮，支援解放战争。战争胜利后，“孙大娘”依然活跃在村里乡间。她常把十里八村年轻漂亮、心地善良的姑娘介绍给那些曾在战争中负过伤、有残疾的复转军人。有一年大年三十，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一位拄着拐杖的男子手上拿着粉条和猪肉，说:“给您送过年的东西来了。”姥姥说:“我可不要，你拿回去吧。”男子把东西放下对姥姥说:“多亏您给我找了这么个好媳妇，给我生了两儿两女，这些是感谢您的。”原来，这是一位复转伤残军人。姥姥高兴地说:“那我就收下了。”之后姥姥就把这些猪肉和粉条分给了有困难的村民。

1952年7月于北京  孙维菊与大外孙刘京华

在抗美援朝中，姥姥积极参加了捐献飞机支援前线的活动。农村开展互助组合作化运动，姥姥也坚决拥护，热情参加。她组织群众扭秧歌，搞宣传，喊口号：“人生天地间，劳动最为先”“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财富”“不付出劳动就不得收获”“加油干，流点汗，争取今年大丰收”。她拧着半裹半解放的小脚，一宣传就是一天，累得晚上回家倒头就睡。

姥姥作为村里的党员，热心帮助困难群众。我舅妈刘启芝是个孤儿，后来跟着她的三姑一起生活。她三姑夫被日本鬼子杀害了，三姑成了寡妇，带着一个儿子和我舅妈，生活特别困难。姥姥看她们孤儿寡母，住在村边上挺不安全，就把自家的房子腾出来给她们住，方便平时照顾她们，后来又出钱供我舅妈上学读书。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母亲和舅舅先后到北京工作。姥姥家人口少，日子比较宽裕。表妹宫丽萍小时候曾在我姥姥家生活过一段时间，她说经常看见奶奶拿着一个笸箩，里面装上地瓜干、老玉米，给生活困难的人家送去。

姥姥为干革命吃了不少的苦。她到区里、县上开会都是步行。小脚妇女走山路，从口子村到县城夏村往返近70里地，脚都走肿了。姥姥一心一意在外头干革命，没时间在家里做饭，尽管为此挨姥爷的打，姥姥依然早出晚归忙工作。姥爷干活回到家，冷锅冷灶吃不上热饭，心里就有气。我舅妈刘启芝1951年就到口子村生活了。她对我说，我见过你姥爷打你姥姥，就是因为她不做饭。我表妹宫丽萍说:我奶奶每天清早梳完头就出门去忙，忙到晌午了，还没忙完，就忘了回家做饭。我爷爷下地干活带饭，我中午放学回家看奶奶还没回家，就急忙吃口凉地瓜再去上学。

姥姥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本事不小。我舅妈刘启芝说:“大跃进”(1958年)时到公社开会，当时我是团员，你姥姥是党员，她上台讲话有条有理，头头是道。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姥姥家所在的诸往公社有人找到姥姥，说生产需要拖拉机，但是没有指标买不到。姥姥坐火车到济南，找到济南拖拉机厂，硬是弄了一个拖拉机指标，给公社买回一台拖拉机。

抗日战争起至新中国成立后，姥姥一直是当地的模范。她多次被评为乳山县、胶东区、山东省拥军模范，县劳动英雄。她还担任过县妇女委员，1943年担任过共产党抗日民主政府的县参政会参政员。新中国成立后，她是中共山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代表，还曾以拥军模范的身份在北京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遗憾的是，姥姥当年与毛主席等人的合影等照片被有关部门拿走，如今已不知去向。

姥姥的一生，平凡而伟大。她是千百万胶东妇女的代表。我们为我们家有这样一位英雄的老人而骄傲和自豪。  

为英雄的姥姥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