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初，我父亲从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调到中央政府财政部。同年夏天，母亲辞去上海医学院的教职，抱着我从上海到了北京。30多年后，机缘巧合，我也到财政部、财政部直属事业单位工作，直至退休。就这样，两代人跟随共和国财政的脚步走了过来。有几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深。

父亲的皮箱

小时候，我不大认识父亲，因为一大家人，只有他经常不在。那时，一个小皮箱连接着“父亲”这一概念。小皮箱出现在房门口，噢，父亲要出差了；小皮箱又出现在房门口，噢，父亲回来了。每逢父亲回家，就是我的节日：给我带什么好东西了吗？糖？蝴蝶结？书？

直到我在财政部门工作后，从各地老财政的话语中，才得以领悟到当年父亲的去向。五十年代，共和国百废待兴，党又提倡调查研究。父亲作为财政部经建司、工交司的工作人员，为建立新中国的企业财务制度，与领导和同事们全国奔波调研。曾经辽宁财政的同志告诉我，他曾接待过我父亲和同事，那次他们在辽宁住了三个月。一位上海的财政干部五十年代刚参加工作，是十几岁的小青年，曾和我父亲有过接触。他告诉我，财政部一行人在上海写材料（应该是与企业财务制度相关的），他负责在财政局和我父亲之间传递材料，每天骑车穿行在上海。

1959年“十一”，共和国第一个十周年大庆，我父亲参加了天安门观礼台上的观礼。之后很长时间，我家都珍藏着那个白底红国徽的徽章和丝带。父亲生前从没说过他为什么荣幸地成为观礼代表。如今我只能从一些蛛丝马迹中猜测。

父亲的叹息

每逢国庆，孩子最开心的是白天看从天安门广场撤下来的游行队伍（他们都是盛装呢），晚上看放礼花。那时北京绝大部分都是平房，在我们住的四合院里就可以看到广场上的礼花了。小孩子嘛，一束礼花上天，就欢呼雀跃，蹦蹦跳跳的。大人们虽然矜持些，但也是非常兴奋，之后好几天都会谈论赞叹礼花的绚丽多彩。只有我父亲叹了口气，说，“你们哪知道，那得花多少钱啊！”当时家里人都觉得不解。成年后我才慢慢理解财政人在这其中的情怀。正是俗话所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处处需要钱，财政人心焦啊。

父亲的兴奋

六十年代，一次父亲从上海出差回家，在饭桌上兴奋地和家人说起江南造船厂的万吨水压机。万吨水压机的事报纸上都有报道，连我这个小学生也在学校的晨会上听老师讲过了，但父亲是亲眼看到水压机，在江南造船厂的车间看水压机工作！父亲说，那么巨大的钢铁，放在水压机下锻造，“就像揉面一样”。这是父亲的原话。万吨水压机的制造成功，是我国制造业发展进程中一个里程碑似的事件。

唐山地震后的出差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财政部派人前往现场了解情况。考虑到灾区情况，部里只去了两个人，王丙乾和我父亲。王丙乾同志当时是副部长，管预算；唐山是工业城市，我父亲是工交司的，对口。当时开了一辆面包车去，为的是可以把车当房睡在车内。出发前做了些准备，其实也就是带上大蒜和口罩。父亲这一去就是一个多月。后来听父亲讲，他们在唐山住在机场，是部队搭的帐篷，靠着部队的支持，吃饭喝水都没有问题。几十年后王丙乾同志写回忆录，有关在唐山的经历，王部长已记不清楚，他请协助写作的同志采访我父亲。可是我父亲对那一段经历也说不上什么了。因为对财政人，尤其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艰苦的生活和奋不顾身的工作，是再自然不过的，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言说的。

其实当时我20岁的大弟弟患白血病正在医院治疗，而北京因为地震，所谓医院也就是帆布帐篷。地震加重病病人，那真是我家的艰难时刻。但对父亲在这时出差，家人都没有阻拦，国家的事，自然是第一位的，我们都知道。

财政改革的日子

改革开放之后，我父亲异常繁忙，尤其是八十年代初，为财政包干、利润包干、利改税等一系列改革奔忙。曾经他们一队人马刚到上海两天，北京通知我父亲到国务院汇报工作，父亲连夜坐火车回京，向当时的总理赵紫阳同志汇报完，当天又返回上海继续工作。当年国家财政收入很大部分靠国有企业，每一步改革都会影响到国家收入盘子，每次改革都需要测算对国家收入的影响，听说当年工交司的测算数据资料要用手推车来计算。所有工作人员为改革和国家财政付出的心力，难以一一尽数。

朱镕基到财政部做报告

在推行分税制过程中，财政部与各省的谈判工作非常艰苦，甚至是朱镕基同志亲自带队。在大局已定之后，1993年11月25日，朱镕基副总理亲赴财政部看望拿下这场攻坚战的财政部工作人员，对他们的辛勤工作由衷赞赏感谢。副总理亲赴财政部视察，之前几十年不曾有过。当天召开了财政部和国家税务局机关干部会议，朱副总理在会上做报告。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聆听了朱充满个性和鼓动性的报告，见证了他嫉恶如仇的鲜明个性，对这一步改革成绩毫不掩饰的欣喜，以及对今后易出问题环节的忧虑。而这之后，如同朱镕基同志在会上的预言，中央财政从此走出困局踏上了顺畅之路。

   （此文在中国老年杂志社组织的“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征文活动中荣获一等奖，作者：财政部离退休干部局展览路退休干部陶汪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