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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往事 忆传统

  参加革命初期,我有幸先后在几位红军老干部身边工作,耳闻目睹,他们身上散发出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我教育影响极大,我终生难忘。

  (一)19494月南京解放,我参加了南京军管会军需接管处工作。处长候泽远同志是位红军老干部,但是毫无架子,作风俭朴,平易近人。平时和大家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和谐相处,十分融洽,对我们几个常到群众中搞外调的青年干部教育尤深。他得知我们因南京解放不久,群众不了解解放军,不敢接近我们,使外调工作遇到困难,就向我们讲述当年红军进入新区如何接近群众、做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经候处长指点,我们逐渐学会深入群众、做群众工作的方法,使外调工作开展得越来越顺利,可以说这是我参加工作后接受教育的第一课。

  19498月,二野奉调进军西南,把接管南京的任务移交给三野,原军管会的二野干部随军撤离。到达武汉后,因再向西进沿江两岸残敌尚未肃清,故机关干部暂在武汉休整一段。至年底前蒋介石逃往台湾,重庆快解放时,上级命令我们机关干部编队由湖北孝感徒步行军至宜昌再乘船去重庆。这一段徒步行军生活,对我既是一次实际锻炼,也使我受到很多优良传统的教育。一是行军途中人民军队那种团结友爱、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精神实在感人至深;二是候处长也随我们一起行军,他有马不骑,对警卫员也很少指使,并且像父辈一样关心他。他的马成了收容队的专骑,有时还帮女青年(南京武汉刚入伍的一些青年女学生)拉行李,以减轻她们的行军负担。候处长本人每天和我们一起,边走、边聊天,有时还给我们讲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我们听了都是新闻,很感兴趣,边走边听,忘记了行军的疲劳。候泽远同志是我参加革命后接触的第一位红军老干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我有深刻影响,虽时隔数十年,至今仍念念难忘!

  (二)49年底,二野解放重庆后,更名为西南军区,我到达后分配在军区后勤财务部做政治工作。当时财务部长杨以山同志也是一位红军老干部,是安徽大别山老区出来的。我们是安徽老乡,之间虽有点乡情,有时也聊过家乡近况,但毫无私情,他未特别照顾我什么,我也未向他提过什么非分要求,只是正常上下级关系。不过杨为人耿直,心怀坦荡,不苟私情的作风十分令我敬佩。举两件事:一是1952年他的妹妹从安徽农村来重庆投靠他,部里有人建议把他妹妹安排在部里学当打字员,杨部长未同意,他考虑她文化太低(只上过两年小学),不适合培养当干部的条件(当时正式打字员都享受排级干部待遇),再说对自己妹妹这样破格安排也不合适,会造成不良影响。后来他把妹妹送到重庆一个纺织厂当普通纺织女工。这件事看出杨部长坚持原则、不徇私情的优良传统作风。第二件事:杨的夫人武玉明同志也是部里一个中层干部,和我较熟悉,她知我是杨部长老乡,对我似乎也比较看好,有意拉我和杨的妹妹接近,想让我成为杨部长的妹夫。此事杨得知后也坚决制止。他认为我年青、级低(当时我22岁、副连级干部)不符合当时部队规定干部谈婚论嫁条件;再就是我当时正积极申请入党,现在提出此事会干扰我上进思想;三是一个是他妹妹,一个是他老乡又是下级,向一块拉很不合适会造成极坏影响。此事是后来侯泽远同志(当时任财务部政委)向我透露的,未成事实,我听了只是相顾一笑。但此事也使我联想到杨部长这位红军老干部耿直无私、坚持原则,考虑和处理问题周到,是十分正确的,也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作风。

  (三)1954年西南大军区撤销,我调北京任军委总财务部副部长何维忠同志秘书,何也是位红军比较高级的老干部。长征时任红六军团供给部长,到达陕北后任三五九旅后勤部长。我跟他当了六年秘书,他的一言一行表现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我影响极大。我举两个例子:一是红军刚到陕北时,陕北还比较穷,负担大量军队粮饷供应有困难,党中央毛主席就提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口号,开展著名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我任何部长秘书时曾帮他写过这段历史回忆录,因这次大生产运动是三五九旅部队执行的,何是该旅后勤部长,责无旁贷,是这次大生产运动的具体组织者、直接参与者,对情况十分清楚。写回忆录时经他向我详细表述,我对南泥湾开垦前荒芜遍野、开垦后变为“陕北富江南”的情景,以及部队在运动中的艰苦奋斗精神及英模人物的光辉事迹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深刻感到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作风。

  何部长是农民出身的红军老干部,文化虽低但不耻下问,遇事总先征求下级意见,下批示文件常和我这个秘书商量,在文字表述上不时采纳我的建议。他这种谦虚谨慎的作风更使我对他十分敬重。何部长生活十分俭朴,对自己要求很严,可以说一生“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我常随他出差,事前总叮嘱我:要注意廉洁,不能接受任何馈赠。遇到他需要的某些土特产品,他也照价付款不白取白拿。日常的食宿费也嘱咐我按规定交纳,不能少交更不能不交。记得困难时期一次出差,回来时接待单位好意在我们乘坐的车后厢放了几瓶肉罐头,何以为我事前知道,狠狠批评我一顿,并按高价自己拿出钱让我寄给这个接待单位。这些生活琐事的事例还很多,不一一尽述。总之,他的一言一行对我有很大影响,他周身体现着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辞世已近三十年,我仍深深地怀念他!

  (四)国务院原副总理余秋里同志,也是位红军老干部,1955年他不满40岁就授中将军衔,是位很有名气的高级干部。我当何维忠副部长秘书时,余是部长。部里开会我们秘书常当会议记录,得以相识。余作风严肃,刚正不阿,不苟言笑,使人有些敬畏。59年底60年初发生中印边境反击战,我军取得胜利后,中央组织慰问团赴西藏慰问部队,余秋里任慰问团长(当时他调任国家计委主任),我有幸派去当慰问团秘书,在余身边工作了几个月。对余的工作我难以评价,但通过这几个月接触使我对余的作风有了新的认识。过去我总感觉余太严肃,有点不近人情,其实并非如此。在拉萨期间,慰问团住在一个院内,一次休闲时几位领导兴起想玩几把扑克,缺一个人就找我和余配对,进行时余谈笑风生,我们赢时他赞扬我:“小徐牌出得好!”慢慢消除了我对他的畏惧心理,感觉他是个“面冷心热”的人。特别让我感动的是,慰问后期,因慰问团走遍西藏各地,高原气候稀薄,我因“高山反应”血压升高、头晕脑胀。余得知后即刻让西藏军区联系飞机把我提前送回京,临行前还去看我,作一番安慰。我深为他这种认真关心下级的作风所感动。这也是这位老干部身上高贵品质的反映。

  上述情况,虽大多都属一些琐事,却闪现着这些老干部身上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正是当今有些干部身上所缺少的,也是当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大力倡导的。我把这些亲身经历简要写出来,既是忆传统,也是对这些老干部、老领导的深切缅怀!                  

                                                      (财政部离休干部徐树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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