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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译使”郑昭彬

--访财政部离休干部郑昭彬


作者 屈志

人物简介:

郑昭彬,1923年11月出生于北京,汉族,籍贯湖南浏阳,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专业毕业,外交部外事干部培训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首批学员。1949年8月参加工作,曾先后在广西人民政府外事处办公室、广西藤果中学、北京市第八中学、北京市第112中学工作或任教,1981年7月至1985年10月在财政部外事财务司世界银行处工作,曾参加《世界银行对中国的第一个经济考察报告》等重要财经资料的翻译和审稿工作。1985年10月离休,离休前为外事财务司世界银行处副处级外事干部。

 

青葱岁月,谁能耐得住寂寞日夜与笔和灯火为伴?风华正茂,谁能以初心为犁二十余年默默无闻甘做一名平凡的园丁?人生苦短,谁能韶光不负为不朽的财经外事工作奉献到老?不忘初心、无怨无悔,以年华为笔,数十年从事枯燥乏味、日复一日与文稿纸笔为伴的英语教学和财经外事工作的郑昭彬老先生真正做到了!

 

艰苦的求学经历

1929年9月至1948年7月)

 

郑昭彬之父郑舜徽,早年热心革命活动,清末参加了庚子与辛亥二次革命战役,曾在政务院中央文史馆任馆员。父亲非常重视对6名子女的教育,所以虽然郑昭彬的童年和少年正值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和抗日战争时期,但是他仍然克服重重困难,随家人几经辗转,先后在北京师大附小、北京志成中学、湖南长沙雅礼中学、重庆南开中学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1942年9月,年仅19岁的郑昭彬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复旦大学(抗战期间学校内迁重庆)化学系并在此读书至大学三年级。1945年1月,他因生活困苦及少年时期萌发的爱国主义思想自愿选择从事翻译工作,先是在旧政府外事局办的昆明译员训练班学习四个月的英文,然后调到湖南伪七十四军担任四个月的翻译,八个月后,具有语言天赋的郑昭彬于1945年9月再次回到上海复旦大学英语系(1946年7月复旦大学校址由重庆迁返上海)读书,学习英文至1948年7月大学毕业,系统而专业的大学四年时光使青年时期的郑昭彬打下了扎实的外语基础,并为此终生初心不忘、笔耕不辍。

 

国家的悉心培养

1948年8月至1952年12月)

 

刚刚走出校门的郑昭彬先是在南京美军顾问团从事了半年的英文打字员,1949年2月,他开始在上海晋元中学担任初中英文教员。1949年5月上海解放,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因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的需要,边境各省和重要城市面临许多外事工作,国家需选派驻外使馆人员。当时国家非常重视对外事干部的培养,在建国前就开始有预见性地培养一批外事干部,计划成立外事干部培训学校。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放宽招生条件、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为解放全中国迅速培养大批干部的指示精神,国家要招收一批有外语学习经历的人,当时26岁的郑昭彬认为外事工作是国家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便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凭着一颗为国家做贡献的初心、对口的专业和扎实的英文功底,于1949年6月成功考入外交部外事干部培训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并于同年7月进京,回到他阔别已久的出生和成长的京城。

1949年8月,所有被招录的学员正式入学(正式参加革命工作的开始),郑昭彬在负责为全国解放培训干部的北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了为期八个月的时事、政治、外交、经济方面的知识,1950年4月至1952年底,郑昭彬在外交部外事干部培训学校进修了两年半的专业英语和干部储备知识,主要练习口译、笔译和时事政治翻译,先后学习了与英语有关的各门课程,包括文学史、莎士比亚戏剧、诗歌等,具有一定的听说读写译能力,英语实用能力也有较大提高,相当于研究生毕业水平。在此期间,学员入学即享受干部待遇,但由于当时我国正处于困难时期,学员实行供给制待遇,除提供食宿外,每月只有6元零用钱而没有工资(在上海晋元中学任教时有工资)。虽然条件非常艰苦,但是通过三年多的刻苦学习,郑昭彬的英文在外交部外事干部培训学校得到了专业的教育和训练。从复旦大学到外交部外事干部培训学校,他熟练掌握了国际上通用性最强的语言——英语,并将此作为一生工作的基础。

 

早期的外事工作

1953年1月至1957年12月)

 

在法国殖民者打击越南临时政府妄图恢复法国殖民统治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挺身而出援助越南,而广西南宁作为越南邻国,是去往越南的必由之路。1953年1月至1957年底,整整五年时间,已接受英文专业训练的郑昭彬被抽调到广西省人民政府外事处办公室交际组从事外事工作(1954年10月越南首都河内解放),在担任外事翻译期间,主要负责来广西及过境的外宾在参观广西少数民族、地方工业、桂林山水、南宁市容时的口头翻译工作及中国监察委员会波兰人员过境事宜,负责联系信函及文件笔头翻译工作。

 

教学相长二十载

1958年2月至1981年7月)

 

1958年2月开始,直至1981年7月调至财政部工作,郑昭彬在长达23年的时间里,曾先后在广西藤果中学(1958年2月至1964年7月)、北京市第八中学(1964年9月至1969年7月)、北京市第112中学(1969年9月至1981年7月)担任中学英语教师并多年兼任教研组长。1978年至1980年曾连续三年参加高考英语评卷工作,此外,1980年至1981年、1979年至1980年,郑昭彬分别兼任了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人大分校的英语讲师。

23年来,对于郑昭彬来说,教学相长,语法更加熟练,课余阅读量增多从而积累了大量英文词汇,这为今后的文字翻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郑昭彬于1980年开始从事文字翻译工作,翻译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约3万字)和《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的三个章节(共约11万字)。在20余年辉煌的教学生涯中,他大部分时间是教高中毕业班,为辅导学生参加高考,他编印了大量的英语练习题和讲义,创新性地将教材中的英文课文翻译成中文讲授,举办了两届中学英语教师进修班,亲自编写讲义并担任主讲教师,为国家培养了大批英语教师。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时间的长河中留下自己的岁月印记,但由郑老组织并亲自编写的讲义必将帮助和指引着一代又一代学子。

 

财经外事工作的宝贵奉献

1981年7月至1985年10月)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随着“全方位外交”的逐步开展,以财政部加入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为标志,我国正式打开了财政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大门,从此,我国与世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先后得以恢复和启动,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在财经领域的对话和交流合作从无到有逐步加强。财政的对外交流活动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尽快融入世界政治经济舞台,“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融入世界”成为当时财政对外合作与交流工作的核心内容。1980年5月,中国恢复在世行的合法席位,标志着我国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社会,在对外开放和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中国的财政对外交流工作翻开了新的一页。

改革开放初期,利用世行贷款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开展经济合作的重要途径。通过合作与交流,我们不仅引进了经济建设急需的资金和一大批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还促进了国内经济体制和管理制度的创新,更加快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极大地支持了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推进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因此,尽管这期间财政外交处于探索初创阶段,但其成果和对未来中国长远发展的影响不容低估。

1980年10月至12月,世行经济代表团来到中国,对我国的经济整体状况进行历时两个月的考察评估,这是国际机构第一次对中国经济进行的全面考察。代表团访华的主要目的是要对我国的经济状况和发展形势进行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考察,写出关于我国的经济报告,以便制定对我国的贷款规划,并确定中国是否符合使用国际开发协会无息贷款的条件。世行代表团1981年3月底向财政部递交了关于对中国的经济报告,这是世行给中国的第一份整体经济报告,其意义是很深远的。

1981年4月,郑昭彬负责翻译财政部主持的世界银行撰写的对中国的第一个经济考察报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第六章,第4节和第5节),共翻译约2万字,1982年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他还负责审校了世界银行对中国的第二次经济考察背景材料两份(约8万字):《几种国际经济战略和可供中国借鉴之处》《经济发展过程中预算方面的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意义》。

可以说,世行与中国的经济调研和技术援助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几届政府的领导人都很重视世行的经济报告和对中国经济改革提供的建议。世行对中国的经济改革非常重视,花费不少人力和资金,针对中国的情况进行调研,并结合国际经验,应中国的要求,对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减少金融风险、改善私营部门的发展环境、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城市化进程、改进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提高资源利用率等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并提出了建议。要正确理解这些建议,就需要翻译人员能够准确、流畅地翻译资料,才能使我国争取到世行更多更大的援助,郑昭彬准确无误地将其翻译成中文,为争取援助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世行作为联合国组织,对世界经济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中国作为经济不发达国家,要利用世行的美元外资作为中国建设费用,目标是争取到更多的无息贷款,所以要抽调外语人才负责与世行沟通联络。财政部外事财务司世界银行处是直接与世行打交道的部门,当时世界银行处成立不久,为充实外语人才,亟需筹备外事干部。

1981年7月,郑昭彬凭着扎实的英语基础成为正式调入财政部工作的首批外语人才正式进入财政部外事财务司世界银行处工作,负责财政部在与世行联系中的文字资料翻译和研究工作,以及有关外事方面的接待和谈判工作。工作中负责翻译的内容主要有信函、讲话、文件、电报和研究报告等,除了做大量的译审、接待及口译工作外,他还负责起草英文报告,值班守候无线电报,编审译《世界银行参考资料》刊物和有关世界银行资料的整理保管工作,工作中一律使用英文作为翻译工作语言。在财政部工作期间,他先后翻译了已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印刷出版的《中国:国家经济备忘录》(第三章,约2.5万字)、《1982年世界发展报告》(第七章,约2万字)、《1983年世界发展报告》(简介、第四章、第六章)、《国际开发协会20年回顾》(第四章及附表,约5万字)。此外,他还翻译了《1982年“金融与发展”》(“浮动利率”部分,约5千字)、《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与方案》(第七章及附件表全部)、《教育媒介和经济分析》《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南亚的农业》《外债管理问题》《金融机构与技术咨询组织——印度发展小企业经验》等。进入财政部工作后,郑昭彬长期以来积累的英文知识得到了充分的使用和发挥,自身非常热爱所从事的财经外事工作,仅在财政部工作的四年多时间里,他直接翻译的作品、文件、函电等著作和文章合计约有近30万字的章节,均做到了文字通畅、准确无误。自1981年到财政部工作以来,他在从事翻译和担任编写及编译世界银行参考资料工作的同时,刻苦学习财经专业知识,对财政、经济、外贸、国际金融、世界银行的知识大为增加。三十多年来,由于郑昭彬一直从事英语翻译和教学工作,口译和笔译均有较强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可以独立地从事翻译工作,尤其是在调入财政部从事经济工作后,对世界银行贷款业务工作熟悉较快,因此,1983年8月,财政部正式授予郑昭彬翻译职称。

除了将世行的研究报告翻译至国内使用,源源不断为我国申请贷款提供依据支持和力量外,将我国的情况翻译成英文,在国际上传播出去,也是郑昭彬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财政部工作期间,郑昭彬曾有3次短期出国工作经历。1981年8月,参加了联合国贸发会议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主办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合作研讨会”,在会上用英语作了讨论性的发言;1982年5月,随王丙乾部长带领的代表团赴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参加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会议,担任翻译工作;1983年,赴美国华盛顿考察了债务管理问题,使用英语洽谈外债工作。在国外工作期间,他依然踏实敬业、勤勉尽责,遵守外事纪律并积极完成任务。

郑老负责翻译的贷款项目有:高等教育贷款(高等教育贷款用于给中国知名大学购买计算机等科研仪器,如北大、清华、湖南湘雅医学院、湖南大学等)、三港集装箱码头、建立中国投资银行、煤炭项目(潞安、晋城)、海南橡胶开发、卢布格水电站、新乡—菏泽铁路、农村医疗卫生、克拉玛依石油、株洲电机厂、农村中间信贷、山西煤矿(成庄、常村)、徐州—上海高压桥电、郑州—武昌铁路电气化、京津塘高速公路(中国第一条利用世行贷款修建的跨省市高速公路)、天津港东突堤、黄浦新沙港区、水口水电站、地方大学及师范、电视大学、四川威远气田开发、上海机床厂技术改造、上海城市污水处理、大同—兖州出海电气铁路。世行是我国利用外资的重要渠道,当时为我国提供的贷款所用于的项目几乎包括了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及众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部门,从投资结构上看,贷款的投向大部分是用于农业、交通和能源等国民经济瓶颈部门,而这些部门和领域恰恰是私人投资部门不愿进入的。

谈到从1981年4月开始参与财政部的翻译工作,直至1985年10月从财政部离休的四年半时光,郑昭彬认真地讲道:“与以往相比,在财政部工作的经历是我一生中对国家贡献最大的几年,这也是我人生中最为宝贵的几年!”世行在给会员国提供项目贷款之前,先由各国家提出具体项目,世行研究可行性,郑昭彬除做好日常翻译工作外,在实地考察外事工作时要逐个项目与世行使用英语面谈,世行认为符合条件和口径才能提供无息贷款。郑昭彬在财政部工作期间,我国共从世行申请到了31亿美元的贷款(其中大部分是50年还本的无息贷款),用外汇可直接购买我国紧缺的高科技原料产品。郑老微笑着说:“当时国家外资稀缺,外汇特别稀少,能够为国家引进外资贡献一份力量,内心特别兴奋。”谈及个人的成就和贡献,郑老说:“翻译工作是很严谨很专业的工作,每一部报告都需要很多人翻译和很多次校对,不是仅靠一个人就能完成的,翻译世行报告是财政部世界银行司整个群体共同做的工作,所有贡献都是属于这个集体的,大家应该关注的是财政部外事财务司这个集体,不要突出我。”

在从事财经资料的英语翻译研究过程中,郑昭彬兢兢业业,心无旁骛,不求名利,形成了坚定的爱国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以此指导自己的一生。郑老先生深知翻译工作是乏味的,更何况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但他更深知所从事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他感到在财政部工作这段看似短暂的时光无怨无悔。在采访他时,当被问到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精神支柱是什么?郑老回答:“一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二是对所从事的工作的无限热爱和执着。几十年对所从事工作的辛苦和坚守,是因为财经外事工作和教育工作是党和国家的重要事业,是为人民服务的重要工作,我一定要安安心心把本职工作做好。”聊天过程中,谈起他钟爱的英语,郑老先生总是兴趣盎然。当被问道:“是什么让您坚持做了一辈子的英语工作却始终不曾厌倦?”老先生很认真地回答说:“每一种语言都有独特的魅力,当认识到自己在外语教学过程中能为祖国培养大批人才,在财经外事工作中能为国家申请项目贷款贡献一份力量,就会在内心产生更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这项事业用一生践行好。”就是这样的朴素情怀和崇高的信仰支撑着郑老在外语教学和财经外事工作中默默奉献了人生中最精彩的年华,这也是指引着我们一代又一代财政工作者无声坚守的最崇高的意义。

 

离休后的生活

1985年10月至今)

 

1985年10月,62岁的郑昭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热爱的工作岗位,但是离休后的他仍然十分留恋自己的本职工作,笔头翻译、审定了大量的文章、著作,继续以良好的敬业精神、认真态度和学习劲头发挥传帮带的作用。比如,审校《高中英语教材第一册的规范练习与讲解》,翻译《世界银行第二次经济考察报告》《完善专业继续教育》《微波/毫米波单块集成电路计划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削减生产成本》《一九八八年的采购难题——协调系统和半导体寿命周期》,直接参加《中国乡镇企业出口商品展览会刊》《无菌保鲜奶袋模生产线可行性报告》《中国棉花病虫害的综合治理》的汉译英工作和《美能达自动测光表使用手册》《罗斯福的外交政策》《美国的海关法》英译汉的翻译、定稿和审稿工作,离休后总计翻译了约46万字著作,审校了约10万字的译稿。

1988年12月,已经离休3年的郑昭彬经财政部外事财务司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推荐,正式被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评为译审。专家评审意见表的专家评审意见栏记载:“从郑本人和财政部外财司评委提供的材料看,该同志是40年代的大学外语专业毕业生。经历中大部分时间从事教学工作,但他是外语教师,也兼务翻译工作,既从事笔译,也担任过口译,文字上的译作种类和数量都很可观,说明他是有较高水平的。郑已离休,但仍未脱离翻译业务。根据当前职称评审的有关规定并参照对这一类同志申请职称的处理情况,他可以评为译审。”

长期的工作实践使他积累了丰富的英语知识和扎实的翻译能力,受到了有关方面的好评。1988年,国际电子报社从2500名应聘者中,聘用他为翻译和审校,中发会计师事务所则聘他负责将其书面报告译成英语的工作,这使他在离休后依然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经济建设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如今,鲐背之年的郑昭彬,精神矍铄,思路清晰,日常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依然坚持看书读报、热衷从事英文翻译,爱好体育和文娱活动,尤其酷爱打网球,时常和亲朋好友旅游或聚会,曾参加离退休干部局组织的门球队、合唱团、书法班等文体班队。现已96岁高龄的郑昭彬,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精神矍铄,不但生活完全自理,还负责照顾同样已90岁高龄的老伴并帮助唯一的女儿照看年仅3岁的小外孙,问及他的长寿秘诀,他微笑着以“粗茶淡饭七分饱,多动手脚多用脑”总结了自己一贯坚持的养生之道。“还好”“可以”“我自己来”“不用送我”则如同他的口头禅,体现了他“兢兢业业为国家做事,不为组织添麻烦”的严格自律。

不是每个人都能忍受翻译工作的枯燥乏味,不是每个人都能不慕名利奉献一生,但郑老做到了,让我们向一生默默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和财经外事工作做贡献的郑昭彬老先生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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